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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2018年02月01日 09:51 上虞新闻网
来源: 上虞日报 作者: 杜文庆 编辑: 任晓燕

  小时候写作文,常常学大人说“光阴似箭”,其实这只是鹦鹉学舌而已。那时天天翘首以盼的,是时间快快地过去,春节早早地到来。只因上面的政策左得出奇,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地处鱼米之乡的种田人长年吃不饱饭,人人面有菜色。农家孩子只有在过年时,才能正儿八经地吃上一点鱼肉,穿上像样一些的衣服,尽情地玩耍。

  乡下人准备过年有点早。冬至一过,就动手酿米酒,老家人称为“做新酒”。先是将糯米蒸熟,放凉后打松,拌上酒曲,放入缸内。缸四周裹上一层厚厚的稻草,上面盖一个稻草盖头。发酵两三天后,便开粑放水。再过个把月,酒香止不住外溢,满缸的米酒就酿成了。这酒既醇厚,又带着点鲜味,入口时看似酒劲不大,实则后劲很足,为此老家人常戏言“后反攻”。记得六七岁时,快过年了,闻到缸里透出香气。掀开盖头,只见缸内漂浮着一只小小的酒盅。我煞是好奇,禁不住用酒盅舀了喝,感觉这东东挺好喝的,随即又喝了一两盅,结果不知不觉间醉卧在酒缸旁……

  接着是“搡年糕”。那时做年糕全靠手工,需要邻里间互帮互助。同是一套人马,今天来我家,明天到你家,后天去他家。到了腊月,母亲碾好上百斤晚米,浸入水缸。几天后借来水磨,将米磨成粉。再请来“互助组”,将水磨粉打成糕花,上蒸蒸熟,然后放到石臼里,由一名“大力士”,举起大木锤,用力舂杵。每舂一下,就由另一名男子给木锤头沾点水,以免粘住。舂够一百来下,糕团变得十分柔韧,便从臼里取出,扔到门板搭成的长条桌上,用手扯成一段段。众人围着长条桌,七手八脚地搓,搓长搓细,一块块年糕就做成了。

  到了腊月二十以后,过年的气氛便越来越浓。平时公历农历并用的人们,早已将公历忘在了脑后,都只用农历计时,而且说到某一天时,末尾都加一个“夜”字作为后缀。大人们忙着作过年前的最后准备,掸尘,做油豆腐,裹粽子,杀鸡宰鸭,捕鱼、分鱼……有的人家还把精心饲养了大半年的猪,呼哧呼哧地抬到街上卖,凑点钱,以备正月里娶儿媳妇嫁囡时用。饭桌上的菜逐渐多了油气,早上菜泡饭里加了几片年糕。孩子们不再被要求每天去割羊草、捡鸡粪,心里都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除夕前一天,母亲照例让孩子们理发洗澡。去街上理发太费钱,便从邻村请来师傅,用推剪将头发剃短。母亲同时烧好了热水。我和几位哥哥借助木桶一一洗澡,洗去入冬以来积存起来的污垢。

  在孩子们的日夜企盼中,大年三十终于来到了。除夕夜,乡亲们都显得有点奢侈,家家户户将煤油灯芯拨长。有的还用起了汽灯,房前屋后顿时显得分外明亮。主妇们依例先要供上各种祭品,祭祀列祖列宗,祈求祖宗来年保佑全家平安。孩子们则强忍着口水,巴望着祭祖仪式早些结束。母亲收起祭具和祭品,轻轻的一句:“分岁啦!”我们便一窝蜂坐到桌边,开始享用一年等一回的除夕大餐。平时不让喝酒的半大小孩,这会儿也被开了戒,煞有介事地咪起酒来。

  晚餐过后便是守岁。大人们喝着茶,嗑着瓜子,静候着农历新年的来临。我们小孩坐不住,扎堆玩起了走高跷、捉迷藏之类游戏。个别调皮的小伙伴等不到午夜,将家里的炮仗偷拿到僻静处燃放,没想到乐极生悲,被炸伤了眼。

  夜色渐浓,我和小伙伴们也都有了睡意。母亲将亲手用土布缝制的新衣裳,放到我的里床边。我半搂着新衣裳,在甜甜的睡梦中辞别旧岁,迎来新春。

  大年初一,醒来后急着将小手伸到枕头底下,寻找昨晚入睡后,母亲悄悄放好的压岁钱。压岁钱通常是纸币,用红纸包着。虽说只有一两毛钱,但足以让我兴奋好几天。

  正月里的关键词自然是走亲戚,包括作客和待客。这两者之间是瞬间切换的。常常是客人酒足饭饱,起身告辞的时候,一边打着饱嗝,嘴里喷着酒气,一边对主人说:“你们什么时候来我家啊?明天好吗?要么后天?”主人一边收拾着碗筷,一边答应着:“好的,好的!”于是,短则一天,长则数日,彼此之间角色互换。有时主人家担心前已邀约的客人出现变卦,便派半大的小孩,走上数里路,到亲戚家作进一步邀请。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大人才放心大胆地出门去买菜。

  小孩走亲戚,对吃其实是淡然的,看重的是各种玩。即将开饭时,大人们不约而同地说:“坐拢来,坐拢来。”说话间,小客人们早就上了桌,胡乱扒几口饭,吃点菜,很快就下来了,赶紧到一边玩去了。大人们则不同,为个座位能谦让个半天。尤其是谁坐八仙桌的上首,那是大有讲究的,须按辈分、年龄和身份地位细细排定。要是客人有两桌,那么,通常是成年男士坐一桌,妇女儿童坐一桌。这个时候,在众人的眼里,前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主桌。有时多出来一两个人,主桌的客人就会好意地大声喊:“吊角吊角!”这一两个人就顺势搬来凳子,满心欢喜地坐到主桌桌角边。我至今记得,自己最尴尬的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有时被安排到成年男士那一桌,有时被归到妇女儿童这一桌。倘是前者,便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一个人物了。倘是后者,自然有一种失落感,但又不好说什么。如今想起,那时真是稚气得很。

  男士们一边喝着酒,无所顾忌地发出“滋滋”的声响,一边海阔天空地大声聊天,说说去年的收成,谈谈今年的打算。酒酣之际,也免不了谈论谈论时事政治。从现代谈到古代,从国内谈到国外。什么商鞅变法啊,北约华约啊,等等,个个都显得知识很渊博的样子。聊得起兴时,免不了唾沫四溅。相比之下,邻桌的女同胞们来得比较现实。她们从头到尾小声闲谈的,都是村里的事。什么谁家刚过门的新娘子嫁妆多,压箱的衣服有100多件;谁家的儿子当兵提干了,军装袋袋两只变四只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两张桌话题有不同,但在一点上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主人家端上桌的菜,并非随便哪只都可以动筷子的。比如摆鱼,许多人家正月里仅有一碗煎鱼,每次待客摆到桌上图个好看。对这类菜,主客之间心照不宣。除非今天来的是主人家最后一批客人,主人才会真诚地对客人说:“这个菜不要再留了吧,到今天我们的客人已经待完了呢!”闻听此言,客人们也就不再装斯文,眨眼间就将那几个端进端出了N次的菜一扫而光。不过主客之间的这种默契,偶尔也有被意外打破的。记得七八岁时,跟着哥哥去出嫁不久的姐姐家做客。也许是母亲事先忘了叮嘱,也许是自己实在太不懂事,刚开饭我就对摆鱼动了手。哥哥在桌子底下悄悄踢我的脚。姐夫看见了,连忙安慰我:“没事没事。翻个面,再热一热,冻住了就好了。”

  正因为做客时吃得好,所以每年正月我都会长胖些。记得有一年元宵节,母亲一边用慈祥的目光端详着我的脸,一边微笑着说:“你看,脸孔两边都长肉了呢!”

  小时候走亲戚,印象最深的,要数每年正月两次去阮家大妈家做客。阮家大妈,即我母亲的姐姐。外婆只养育了两个女儿,走得又早,因而我母亲与姐姐从小相依为命。我则从小把阮家大妈家当成了外婆家。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即随同哥哥,去3里之外的阮家大妈家拜年。到了初十前后,招待完了各路客人,母亲便带上我这个小儿子,去她姐姐家做客,往往一去就是两三天。两姐妹平时各自家里忙,只有在这正月里,才有时间好好聊聊。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母亲带着我与她姐姐同睡一床。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两姐妹各睡一头,都只顾自己说话,全然没听进对方在说什么。只有我这个忠实的小听众,两边兼顾,又似乎两边都没听全。待长大后我才明白,当年两姐妹各说各话,并非不关心对方。面对亲人,她们在乎的是倾诉,倾诉生活重压之下的苦楚和无奈。

  老家有个俗语:十七、十八,巴掌吃煞。意谓到了正月十七、十八,再去走亲戚的话,会被主人家扇耳光的。这话固然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正因为此,每次我跟着母亲,从阮家大妈家返回的路上,心里是空荡荡的,脚步是异常沉重的。我知道,年过完了,又要回到日常的生活状态去了。此时,我心中惟有一个期盼:下次过年早日来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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