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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愈之与春晖
2010年03月22日 15:32 上虞新闻网
来源: 上虞市乡贤研究会 作者: 胡序威 编辑: 阮宇芳

  胡愈之的父亲胡庆堦与王佐是同乡挚友,都是热心于公益和教育事业的著名乡绅。1904年经王佐和胡庆堦等人共同创议,在上虞老县城原官办经正书院的基础上,创立了上虞第一所县立高等小学堂。其后,上虞南北乡陆续创办的几所私立初小学堂,也多与王佐、胡庆堦的策划和支持有关。他们两位曾先后担任过上虞县教育会会长。

  北乡富商陈春澜热心为家乡兴办教育、水利等公益事业而慷慨解囊,也曾获得上虞开明绅士王佐和胡庆堦的赞扬和支持。因此陈春澜与王佐、胡庆堦之间建立起互敬互信、经久不衰的深厚交情。当时被称为举人老爷的王佐誉满绍兴府。秀才胡庆堦的声望也遍及上虞南北乡,其妻来自南乡陈溪山区,父兄皆为举人的书香世家,妻妹嫁给北乡小越罗家望族。在小越横山老家,陈春澜的一个姪女,与入赘夫婿经常吵架,闹得不可开交,经陈委托胡庆堦从中调解,双方言归于好,一直和睦相处。为此,女方继拜胡庆堦为干爹,逢年过节必派人挑礼担到胡宅送礼。胡庆堦夫妇先后去世时,这位继女携子女专程赶到丰惠敕五堂胡宅,披麻戴孝送葬,从中可见陈、胡关系的不同寻常。1908年,陈春澜在小越横山老家创办春晖学堂时,胡庆堦亦曾参与其事,小学老师也可能是胡庆堦帮助聘请的。胡愈之生前曾说过:“陈春澜办春晖,我父亲也出过力,所以我对春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说陈春澜办春晖中学时出力最多的是王佐和经亨颐,那么陈春澜办春晖小学堂时出力较多的很可能是胡庆堦。

  早年寄读横山春晖学堂

  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记述,他1902年进入私塾,1904—1910年在上虞县高等小学堂就读,1911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实科二年级学习,下半年即因伤寒病而休学回家,1912年病愈,不愿因耽误学业而被降级,决定不再回绍兴府中学堂,改赴杭州英语补习学校学习英文。半年后,该校停办,回家奉父母之命与小越罗家的亲表姐罗雅琴结婚。1913年父亲要他拜一位绍兴名宿薛朗轩为师,专攻国文。薛朗轩是蔡元培的同窗和连襟。蔡元培清末当上了翰林,后来又成为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而薛朗轩却一直是个穷秀才。薛老师脾气古怪,以“守旧守弊,维新维利,中立不倚,奄奄无气”十六字为座右铭,不求仕途,清高自居,埋头做学问,以精通经学与舆地学闻名浙东。胡愈之随薛朗轩从师一年,国文水平大有长进。

  胡愈之师事薛朗轩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我们后辈只知道不在绍兴,也不在丰惠老家。但在早先一次闲谈中,他说曾在小越读过书,寄读在离小越姑妈罗家不远的一所小学里,可惜当时未问清学校名称,直到近年获悉陈春澜早在1908年在小越横山老家创办春晖学堂,1910年又增设高小的史实后,我们才认定胡愈之在小越寄读的小学就是横山春晖学堂。胡愈之在《我的老师》一文中,曾详细介绍了1913年他拜师跟读的老师薛朗轩的情况,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当时薛老师是在我的家乡附近当一个小学的校长。”由此推断,胡愈之寄读的春晖学堂校长就是薛朗轩;胡庆堦帮助物色、推荐绍兴名宿薛朗轩来春晖学堂任校长,同时又带胡愈之进春晖学堂寄读,拜薛朗轩为师,作为特殊的进修生,请薛朗轩利用空隙时间单独给予胡愈之授课指导。

  1914年,蔡元培从欧州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曾写信敦请薛朗轩去北大当教授。在收到汇来的川资后,薛老师离开春晖赴北京。据说他到北京不久,还没来得及给北大开课,就病逝了。在薛老师离开春晖后,胡庆堦即带胡愈之去了上海,又经朋友介绍,往访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张元济。张在看了胡愈之所写的几篇文章后,当场拍板,决定录用胡愈之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以上情况表明,薛朗轩是百年春晖最早聘请的第一位名师,胡愈之则是从春晖走向社会的第一位才子,

  多次到白马湖畔会友

  胡愈之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广泛涉猎馆藏丰富的中外图书,不断练习翻译和写作。从1915年开始,在当时国内最大的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胡愈之的文章发表,这也使他很快由练习生晋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他与“商务”同事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积极响应和投入,共同参与“文学研究会”的活动。白马湖春晖中学建成之时,胡愈之已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胡愈之十分关注家乡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风景如画的白马湖畔崛起家乡第一所建筑新颖、设施先进、名师荟萃的春晖中学,不能不令他欣喜和向往。他说:“我曾几次到过白马湖,那里有我的不少朋友。”白马湖建校初期的教职员工中,夏丏尊和叶天底是胡愈之结识最早的同乡好友。胡愈之、胡仲持兄弟1922年在上海创办和1924年在上虞家乡复刊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上虞声》报,均得到夏丏尊和叶天底的支持。叶天底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亦曾接受过胡愈之经济上的援助。夏丏尊在白马湖平屋完成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名著翻译,在1924年1月10日所写的《译者序言》中也曾有胡愈之为该书出版给予不少助力的有关记述。

  胡愈之到白马湖,肯定不止一次,据我们回忆可能有三次。胡愈之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回丰惠老家时,由于白马湖春晖中学的特殊魅力、环境和友情的强大引力,使他每次都会顺访白马湖。在钱塘江大桥建成前,从上海到丰惠老家,一般都要先乘轮船到宁波换乘火车,经驿亭到百官中转至丰惠。途中到访白马湖也属顺理成章。

  他第一次访问白马湖春晖中学在1924年初,其时,胡庆堦病故,胡愈之回家乡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顺访白马湖。在那里他通过夏丏尊的关系,结识了朱自清、丰之恺、朱光潜、匡互生、刘熏宇等不少新朋友。1924年冬,因黄源上课时戴乌毡帽而引发春晖学潮,部分老师不满校方所为,于1925年春离开白马湖去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和立达学会,胡愈之作为立达学会会员积极参与和支持他们的活动。1926年,章锡琛因提倡妇女思想解放而被商务印书馆辞退,在胡愈之的建议和策划下,与吴觉农、郑振铎、叶圣陶等友人共同协助创办了开明书店。这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知识分子自己办起来的书店。1920年代上半叶在白马湖畔形成的作家群均被吸纳为开明书店所依托的主要作家团队。

  第二次到白马湖是在1928年春。胡愈之目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宝山路血腥屠杀的惨状后,义愤填膺,写了一封由郑振铎、吴觉农、章锡琛、周予同等人共同署名的致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并在《商报》公开发表,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朋友们都劝他出国避风,他才决定筹资赴法留学。在准备出国前的1927年12月,他回老家看望母亲。1928年春,开明书店的朋友章锡琛、叶圣陶、徐调孚、周予同、章克标、贺昌群等人到达白马湖,胡愈之应约从丰惠赶来,在夏丏尊家中聚会。这次会晤,一为胡愈之赴法饯行,二为共商开明书店发展大计。当时就决定开明书店创办一个《中学生》杂志,请夏丏尊担任开明书店总编辑兼《中学生》杂志社社长。在那次朋友聚会时,徐调孚曾为大家在白马湖平屋前和春晖桥头拍照留影。胡愈之在战前拍摄的照片战争期间多已丢失,惟独这两张照片徐调孚一直保存着,并在建国后寄送给胡愈之,使这一反映白马湖历史十分珍贵的老照片得以留存至今。

  第三次到白马湖可能在1932年初夏。“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在日军猛烈炮火下,商务印书馆被毁。当时胡愈之正患重病住院治疗,久未见好,被迫回丰惠老家,找族兄胡仲宣这位家乡驰名的中医伤寒专家诊治,经过几个月的服药调养才恢复健康。在他回上海的途中可能又一次顺访白马湖。促使胡愈之一而再、再而三地访问白马湖春晖中学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1927—1935年期间春晖中学的先后两任校长范寿康和黄树滋都是胡愈之的亲戚。范寿康是胡愈之的堂姐夫,范家老宅与敕五堂胡宅近在咫尺。黄树滋的亲妹嫁给胡愈之的堂弟胡伯恳为妻,胡、黄两家亦属世交。胡愈之与两位校长之间既是亲戚,又是朋友,这就是促使胡愈之往访春晖,既可共叙友情,又可为其提供旅途中转的方便。

  胡氏亲属不少是春晖学子

  胡愈之身为长子,在其父过世后,主动承担起对年幼五弟学恕的培养责任。胡学恕(胡霍)从1929年开始进白马湖春晖中学读初中,一直到1934年高中毕业,成为我们家族中在春晖学习时间最长、唯一学完春晖全部课程的人。他在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学习,后因抗战爆发而中断。1945年曾任白马湖春晖中学化学教师,并负责筹建化学实验室。建国后在胡愈之的鼓励下,离开上海原任职的私营化工企业,赴沈阳任东北制药总厂工程师,后又作为重要技术骨干调到国家新建的太原制药厂工作,因患癌症早逝。其长子胡序胜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次子胡序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都曾受到大爹胡愈之的关爱和照顾。

  二爹胡仲持的女儿胡德华(序昭)曾在1938年就读于春晖中学,因战事逼近而辍学。短暂的白马湖学习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其妹胡令升(序高)曾于1944年就读于上虞南乡泰岳寺春晖中学。她们姐妹两人抗战期间曾进入四明山区新四军三五支队工作。后来受党的派遣,先后回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建国后,胡德华历任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团中央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胡令升曾任《工人日报》编委,因癌症早逝。留下两个女儿:长女曹佐雅在美国获博士学位,今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学;次女胡舒立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财经杂志》主编。

  我父亲胡学惠排行第四。1941年春,我进入春晖中学学习还不到两个月,因日军进犯宁绍平原,学校被迫解散。1943—1944年转往南乡山区泰岳寺春晖中学学习。后因家中经济困难失学,1945—1947年夏在小越谯国等小学教书。在此期间,胡序介(胡仲持之子)、胡大成(三伯胡伯恳之子)先后于1945年春、1946年春进入春晖中学学习。在上海的德华、令升姐妹常给我们寄来一些进步书刊。我教书的地方离白马湖较近,逢星期天、节假日也常去白马湖与兄弟们交流思想。胡大成时任校学生会主席,相当活跃。胡序介也积极帮助他筹办师生共同参加的“湖风话剧团”。1947年春,曹禺名著《雷雨》继1934年之后再度在白马湖畔演出之夜,我还特地赶到白马湖去观看。1947年夏,我随同二妈和序介、胡明(序因)赴香港,在国际新闻社的二爹宿舍里住了个把月,二爹当时兼任新加坡《南侨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9月底我单独一人经6天小轮船海上风浪颠簸后到达新加坡,进大爹创办的新南洋出版社工作。南洋出版社与《南侨日报》社同在一楼内,当时《南侨日报》经常刊载新华社发布的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以及大爹亲自撰写的社论和时评。我曾多次给尚在白马湖学习的胡大成寄去《南侨日报》,在同学中秘密传阅。据说后来被校方发现拦截,也开始在老师在传阅。总之,《南侨日报》已成为当时白马湖师生了解时局发展真相的重要来源。1948年底,胡大成离开春晖中学去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

  胡序介于1949年5月从香港回国,曾在国家出版总署干了两年多的秘书工作,1952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曾任电子学系副主任和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我于1949年9月从新加坡回国,进华北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经济地理、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胡大成在建国后经中央团校学习,抗美援朝参军,转业后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哲学研究生毕业后,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任江苏警官学院教授。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虽然在春晖中学学习时间不长,但对春晖中学总有一份埋在心中忘不了、抹不掉的感情。大爹胡愈之心里也很清楚,在他的子侄们成长过程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受过家乡春晖中学的培育和文化熏陶。

  晚年对春晖的深情关怀

  1957年,我和黄亦春结婚。她是1935年在白马湖小杨柳屋出生的,原名驿春,即驿亭春晖之意。因“驿”的繁体字笔划较多,后来改名亦春。黄亦春的父亲黄清野是曾任春晖校长黄树滋的亲弟弟,母亲夏觉夫是夏丏尊在平屋养大的亲侄女。黄清野在春晖中学任教时与夏觉夫相爱结成夫妻。夏丏尊女儿夏满子则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成亲。通过我们俩的结合,竟使胡家与夏、叶两家也联上了亲,对此大爹感到十分高兴。国家困难时期,原在教育部直属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黄清野被下放到春晖中学教书。我和亦春在尚未获得单位分配住房以前,星期天和节假日都住在大爹家里。他虽人在北京,很少有机会回乡,却经常向我们询问有关家乡和春晖中学的情况。每当亦春或我从上虞家乡探亲回来,更是问得非常具体,对家乡、对春晖的关注之情,溢于言表。由于好些问题我们了解不深,往往难以满足他的要求。

  1961年冬,亦春收到其父来信,提到“为纪念春晖中学四十周年校庆,准备出纪念册,希望愈之兄能为校庆题词。”亦春将此信交给大爹看后,他欣然同意。就在当天晚上他写下了数百字的贺词,倾注了他对党、对故乡、对春晖中学、对革命先烈、对青年一代的无限深情。

  “文革”期间,当他闻悉春晖中学从白马湖迁至小越,并将“春晖中学”改名为“继抗中学”的消息后,他十分生气地说:“春晖是一所有历史意义的国内知名的中学。南开和清华都没有改名,春晖为什么要改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听到春晖中学已从小越搬回白马湖并恢复了原校名,春晖中学毕业生的高校录取率较高,已成为全省重点中学等好消息时,他总是面露笑容,从内心感到欣慰。

  1981年,为筹备春晖中学六十周年校庆,学校曾分别给胡愈之和叶圣陶两位老人来信,邀请他们担任校庆纪念委员会名誉主席,并给校庆题词。当时任春晖中学副校长的姨表弟曹松境也给我来信,要我们从旁促成此事。开始时,大爹只同意题词,不愿挂校庆名誉主席的虚名。经过亦春向叶家了解,叶老已同意挂名誉主席之名,叶老说这只是为了表示对校庆的支持。大爹闻知后也就同意挂名了。为了给校庆题词,经过一番认真思考,他拟就了“庭园满春晖,四化需英才,建设新中国,五讲又四美”四句话二十字献给春晖师生。由于他当时已是85岁高龄,握笔手常发颤,导致字形扭曲。为此他一遍又一遍地写了好几张纸,自己还感到不满意,最后只好让伯母沈兹九仿照他的笔迹代为书写寄出。

  1985年春,上虞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在新侨饭店举办第一次在京虞籍乡亲联谊会。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的胡愈老带病前来参加这次活动。他在即席讲话中说:“这次家乡同志在北京开这样的会,我是一定要来的。我离开上虞已经七十多年了,可是我常常在想念。”在谈到家乡发展前景时,他说:“春晖中学的发展条件好,我们曾议论过,如果将来能在那里进一步办大学,可培养更多的人才。”

  总之,从与胡愈老的接触言谈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他愈到晚年,对家乡和春晖流露的感情也愈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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